教育失衡让英美头痛

环球时报报道 在大连召开的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主动谈及教育的话题。他说，奥巴马总统说美国需要教育改革，美国学生，特别是中学生、一般的大学生，已经落后于中国和印度；英国卡梅伦首相也在。讲教育改革，伦敦出现社会动乱就是因为英国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中国的教育问题更是非常非常严重，中国教育是长期应试教育，是没有创造性的。

如果说，英国教育失败，导致社会骚乱；美国教育失败，导致经济回天乏力；那么中国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又会将中国社会导向何方呢？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21世纪教育研究院熊丙奇副院长对此回答说： “这很难讲，因为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同。不过，中国必须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这是关系到整个国家、民族发展的大事。”

英美教育产业百病缠身

对于英国，教育一直是它最负盛名的一项“特产”。但如今，英国的教育产业却是百病缠身：精英大学成为少数派的学府；普通大学却又因为声誉下降遭遇文凭贬值的窘境。与此同时，职业教育又处于体系破碎的险境。教育危机正一步步渗透到社会。

一向自称是诺贝尔奖得主摇篮的剑挢大学，直到2008年初仍然坚持自己是一所“好而不贵”的优秀大学——本科生每年学费只有3000多英镑。但如今这已经成为历史。眼下的剑桥大学，如果苦读3年，没有四五万英镑的私人经费，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英国社会有“少数派大学”的说法：在一些英国大学读书的没有穷人，没有几个少数族裔，更多是来自当地白人富庶家庭的年轻后辈。

拿着满意的成绩单却无法迈进一流高校门槛的英国学生，只有转向二流甚至三流的当地大学。然而这些学校的学费也不便宜，几乎所有高校都把学费定在政府规定的9000英镑的上限。虽然学费两年内猛涨，但英国普通大学的教学质量并没有同步上升，相反却在大幅滑坡。导致这一局面的关键原因就是人太多。布莱尔时代开始的大学扩张，目前已经让英国社会出现低质生源拥挤的局面。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只有1/10 的中学毕业生能够完成中等教育。而如今，能够取得大学本科学历的学生是这个数字的4倍之多。

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英国多数大学都严重依赖非欧盟国家、自付高学费的留学生。在过去5年，英国大学的非欧盟留学生人数攀升幅度达23.7%，而本国新生的涨幅只有7%。英国大学在不断圈钱却放松教学质量，直接导致自身在全球教育界的口碑下滑，越来越多的海外留学生开始放弃英国。

美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 《断层线》的作者拉古拉迈-拉詹说：“导致美国债务危机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在一些重要部门的投资不够，比如教育方面。因此，美国拥有两个不同的面貌：一面是世界上最具有创造力的国家，有很好的互联网公司和非常优秀的大学；另一面则是有50%的美国人只有高中学历，他们不能达到就业市场的需求，这部分人无法与其他国家在技术、竞争力方面展开竞争。如果第一个美国能带动第二个美国的发展，美国当然能够越来越好。如果第二个美国拖了第一个美国的后腿，美国的状况就会越来越糟。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二种状况。”

德国议论英国教育的前车之鉴

伦敦骚乱爆发后，德国舆论较普遍地认为贫困只是表象，教育政策失误才是英国社会滋生矛盾和冲突的深层次原因，德国应以此为戒。

如今，英国的教育失误导致主要出身社会底层的青年失业情况严重。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到2011年6月英国青年失业率高达19.6%，远高于该国平均8%的失业率。青年失业人数近百万，产生“迷失的一代”，广大社会底层青少年难以通过接受教育改变自己出身环境、改善生活水平、提高社会地位，看不到人生希望，教育体系丧失重要的社会补偿功能。他们看不到未来，也就对现实无所顾忌，成为社会冲突的火药桶。

英国的教育理念也出了大问题。经过撒切尔时代的改革，英国的教育事业经济化、市场化，过于强调产出和效益，忽略教育培养个体人文精神的作用，形成教育资本主义。在这样的教育体系内，青少年迷恋消费、唯物是图，社会公德意识缺失，遇有打砸抢乱局，心中没有法律和道德底线，砸着好玩，拿了白拿，不能以社会和法律接受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给社会造成危害。教育机会不公平，教育体系不能构筑公德意识，社会稳定的基础被动摇。德国著名犯罪学专家珀法佛指出，受教育程度越高犯罪率越低，教育是解决青少年犯罪的根本基础，但英国政治领导层对此并没有清醒认识，以至于长期感受不到教育失误的严重，看不到教育失误滋生骚乱的关联危险。

德国范本可资借鉴

熊丙奇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中国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和教育的回报率低，导致社会普遍的教育焦虑现象，以及对教育现状的严重不满。中国普遍存在严重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校际差距。此外，中国家庭的教育负担也非常严重。据保守统计，很多家庭的教育开支占到家庭可支配收入的30%。而英国有规定，教育开支不能超过家庭可支配收入的20%。还有就是，现在大学生的就业情况不理想，以致在中国很多地区出现“读书无用论”。不少人如果不打算参加高考，索性读完小学就打工。这样，在中西部地区出现严重的低龄辍学。这其实是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对以后的就业情况以实际行动表示的担忧和不满。熊丙奇说：“中国教育的不公平是系统的、全局的。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之间是不平等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是有区别的。而从政府部门来讲，所有教育应该一视同仁，所有学校应该公平竞争。”

这方面，德国的经验可供借鉴。德国当前15岁到24岁之间青年失业率为9.1%，不到英国青年失业率的一半。德国教育系统几乎不存在广泛滋生青少年反社会情绪的基础，而是释缓和消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渠道，主要表现在：

一是高等教育规模整体适中，同龄人上大学的比例低于英国。以2007年为例，德国大学新生占同龄人比例是34%，英国则高达 55%。德国的结构比较均衡，精英大学和普通大学间尽管存在差距，但不极端，各类高校文凭的含金量和社会可信度稳定。统计显示，德国近2/3的工程技术专业大学毕业生出身于父母没有上过大学的普通家庭，通过教育实现了社会地位的上升。德国绝大多数高校不收学费或学费很低，加之有健全的助学金体系支撑，基本没有底层青年因经济困难上不起大学的现象。

二是德国职业教育体系健全。

三是针对少数族群（移民）实施强制性的短期培训计划，使外来移民和贫困家庭子女从语言和社会行为上融入德国主流社会，而不是放任自流，避免形成滋生和积累矛盾的社会隔离区。在具体做法上，一方面国家实施教育扶贫计划，出资供问题与贫困家庭子女补习德语及专业课程，使他们能加入到各类学校和社会教育活动中去，包括参加体育俱乐部等，避免迷失；另一方面，对不参加上述活动的家庭采取扣除社会福利等手段加以惩戒。

四是德国教育理念不同于英国的功利和实用主义，依然重视培养青少年的社会责任感与协作精神，特别是职业教育中技能传授与培养关键社会能力并重的原则，使学生在学习实用技艺的同时，养成关键社会能力，即团队精神、协作能力、与他人沟通能力和独立承担责任能力等，成为有技术、负责任的专业人才和守法公民。教育不仅仅是为经济增长供给“人力资本”，还要为公共生活的和谐提供“社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