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发展同样也伴随着不同理论的探索和学术观点的争论。60年代，列维-斯特劳斯在语言学和音位学方法的启发下创立的结构人类学理论，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注意。
他在批判摩根的单线演变论和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的基础上，提出应集中注意社会中无意识的深层结构，并把各种要素结合和对置的关系(即结构)作为分析的基础。他把这种理论用于对亲属关系制度、原始社会的图腾和神话的研究，并提出一套二元关系系统(如《生食与熟食》)以解释各种社会和文化现实。其代表着作为《结构人类学》(1958年和1973年)和4卷本《神话》(1964-1971年出版)等。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也受到了挑战。有人批评它是反历史主义的，并否认人的主观作用， 甚至说他回到了卢梭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和人类学家高德利耶等曾以马克思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反驳结构主义的一些论点。高德利耶试图超越列维-斯特劳斯的学说，他在保留结构主义方法的同时对其所依据的“人类心理的普遍性”提出异议。他提出一套新的方法以解释历史变化的结构性原因:社会的功能分为不同等级，一部分功能占主导地位，它们控制资源的获取和利用，决定着社会的再生产。高德利耶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发展。实际上，在辩论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都从对方吸取了许多养料。高德利耶的着作有《地平线:人类学的马克思主义进程》(1973年)和《精神与物质、思想、经济、社会》(1984年)等。
法国留学专家指出，一些研究非洲民族的学者认为，列维-斯特劳斯忽视了人类改变命运的能力，把历史的发展归为永恒的人生。针对非洲大陆面临的新处境，他们把欧洲殖民统治对非洲社会经济的影响作为研究题目。他们的研究表明，在现有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影响下，非洲社会再度出现了殖民化时期存在的剥削关系。 而非洲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和依赖关系在殖民化之前就可以找到一些根源。因此，对前殖民化时期非洲各种族的研究活跃起来，这对于理解非洲国家的起源作出了贡献。
